周晓枫：带着“不知道对错”的勇气，不断出发

周晓枫　受访者提供

羊城晚报记者熊安娜吴小攀

近日，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周晓枫来到“花地有声”播客录制现场，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她说，“创作要像孩子一样，带着‘不知道对错’的勇气，不断重新出发。”

2018年，周晓枫凭借《有如候鸟》获得羊城晚报主办的花地文学榜“年度散文”金奖。八年间，她的创作从散文转向儿童文学，出版了《小翅膀》《星鱼》《小门牙》等童话，拓展了自身写作的疆域。在这个过程中，她对文学有什么新感悟？

小学三年级立下成为作家的梦想

羊城晚报：您是怎么走上写作之路的？

周晓枫：小学三年级之后，我就立下了成为作家的梦想。只有写作，能让我理所应当地想象、旅行、阅读、看电影，把看起来像是享乐的事情，变成一项正经的事业。当然，当作家并不轻松，但我每天都在挑战自己，这个过程陌生又激动。我至今没有悔意，既感恩又后怕：舞蹈演员用脚尖走路，作家用笔尖走路——在立锥之地，展现万千可能。我很热爱我的工作，也很感激生命给了我这样一个呈现的机会。

羊城晚报：22年编辑生涯，给您的写作带来什么影响？

周晓枫：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做过儿童文学编辑、青年文学编辑、成人文学编辑、选刊编辑、图书编辑，还在《十月》当过一段时间美编。做编辑的过程中，和各种各样的作家、写作爱好者交流，慢慢促成我在写作上的审美，也让我知道什么样的表达是好的、如何呈现作品，这些都很有帮助。漫长的编辑生涯，我一直在积累、在感受、在持续发表，一直在为那“易燃一刻”做准备。我立志不要成为一个脾气比本事大的写作者。很多作家在自己的世界里像王者一样，慢慢就变得很傲慢。编辑经历磨砺了我的心性——哪怕有时候怒火中烧，也得稍微克制一下。

羊城晚报：您的写作为何从散文起步？

周晓枫：从小到大，散文写作就是我们接受的基础训练，是最容易上手的文体。同时，散文能掩盖我不具备的其他才华——我没有诗歌的才华，也不具备小说的结构能力。散文恰好是一个藏拙的方式，也是一种助力。它不会一开始就让人觉得太难，从而产生恐惧和畏难情绪。散文就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够一够，就可能前进一点点，所以我觉得从散文开始写作是合适的。写着写着，有了积累，也渐渐感到不满足——有些内容用散文的方式难以呈现。这时候，就需要借助其他文体来完成了。

被作品规划，而不是去规划作品

羊城晚报：您如何理解散文的“真实”与“虚构”？

周晓枫：真实和虚构之间有一片交集地带，很难说清。生活里的真假很明确，但艺术里不一样——真实的对面不一定是虚假。作家写的“真”，不是户口本、监控里的还原，而是内心最强烈、最真实的看法。对作家或写作者来说，“真实”的标准首先是找到自己认定的艺术客观性。别人觉得是虚构，但我真实感受到了，这就是艺术上的“真”。很多真的东西你看不见，可能是环境，也可能是认知局限。原始人不信钢铁能飞上天，小时候我也不信打电话能看见对方，这些当时都是“虚构”，后来都成了真。不仅真实和虚构一直在交融、转换，本身也是丰富的，个人感受、自尊心都会修改记忆。

任何写作都逃不开虚构，散文也不例外，但散文和小说的虚构有区别：小说可以无中生有、为所欲为；散文是在生活的地平线上起跳，短暂飞升，最终还要落回扎实的地面。散文的核心必须是“真”——“真”里包含了不真、不善、不美，包含光明，也包含阴影。

羊城晚报：很多作家有明确的写作目标、规划，有评论说您的写作“繁复”，您认为呢？

周晓枫：在写作上，我不会先给自己预设形象——比如定好我要当慈祥的教育家，还是天马行空的淘气小孩。我是什么状态，是靠作品一点点完成的，不是我提前设计好的。我甚至觉得，作品里可以消灭作者形象，让每一个表达都完全服务于叙事需要。

作家最好也不要预设自己的风格。我更愿意让题材带着我走。无论是深入热带雨林，还是前往极地寒冷，我觉得都很有意思。这不正是写作给予我们的自由与辽阔吗？

再说创作节奏。很多作家有远景规划，形成系列推进……我很惭愧，我不是这种人。原因很简单：我总在解决此时此刻的困难，来不及规划远景。我就像雨天走路的人，顾不上规划路线，先争取不滑倒，走到能避雨的地方。这可能是我的缺陷，也是我的特点。别人那种规划式的写作我不羡慕，我只要一直在写，就会被作品所规划，而不是我去规划作品。

“我自己也是个胆怯的人”

羊城晚报：从散文转向童话，对您来说是偶然还是必然？

周晓枫：20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问我能不能写个童话。《小翅膀》是我的第一个童话，写的是送噩梦的小精灵。这个善良的精灵偏偏要去送噩梦、吓唬别人，怎么办？我自己也是个胆怯的人，但我想通过写作探讨恐惧的力量，探讨如何在绝望的暗处看到内心的光芒。

开始创作儿童文学之后，我才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傲慢——以前总觉得我比孩子懂得多，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其实只是拿一点粗浅的认识对别人说：“照着执行吧。”这里面包含了很大的自以为是。和孩子交流，你会发现他们的世界没有那么多规矩。我们知道新旧之分，要逾越旧的、抵达新的；而孩子的世界全是新的，这种创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潜能和力量。我希望我的创作也能像孩子一样饱含渴望、畏惧和激情，带着不知道对错的勇气，不断重新出发。

羊城晚报：相对于成年人的文学来说，您觉得儿童文学是否更需要对现实生活提纯、过滤？

周晓枫：提纯和过滤可以理解，但还有另一种思路：能不能提高孩子对世界的适应能力？一种是把水源处理干净，另一种是让他拥有不那么娇气的肠胃和思考方式。长辈离世、亲人分离、友谊被忽略……这些都是日常。如果把孩子完全放在无菌箱里，养得又柔软又透明，一接触真实环境反而扛不住。那到底是保护，还是伤害？

我的态度是，两种方式可以交互进行。我在童话里会告诉孩子有黑夜，告诉孩子选择的结果可能好也可能不好。不是勇敢出发就一定能成真，努力只是提高几率，你要考虑预判错了会付多大代价……代价惨痛还能不能无悔？就算后悔，能不能自己承担？我的童话可以当历险故事、搞笑奇幻故事看，但也能读出更丰富的东西。很多成年人也在读，比如《星鱼》，完全不局限年龄，因为成年人同样会有处境为难、选择全情投入，结果陷入尴尬被动的时刻。

允许成年人永远有保持天真的可能

羊城晚报：您认为什么是好的童话？

周晓枫：很多人觉得童话是童年读过、成年后就被代谢掉的东西，但好的童话能让你重新充满期待、任性和发现的能力。儿童文学并非那么轻盈简单，其中可能包含着更深刻、尚未被充分解读的部分。我们要允许孩子永远有成长的可能，也允许成年人永远有保持天真的可能。比利时作家弗朗兹·海伦斯曾说：“人的童年提出了整个一生的问题，但答案却需要等到成年。”我们很多性格，都来自童年的应激反应、某次受挫、某个沉在记忆底层的不快……那些被长期忽略的童年经验，塑造了我们的性格，甚至塑造了至今的命运。这部分力量，我还想重新发现它。

羊城晚报：您平时阅读像《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作品吗？

周晓枫：以后可能我会喜欢《红楼梦》，但至今我不是一个喜欢《红楼梦》的阅读者。为什么？——里面的家族谱系，我就记不住；故事大致走向已知，就没那么兴奋，被“剧透”了；对小说细节中展现的那种人性的丰富性又没那么大的耐心去品读，就好像小时候看戏曲，没有耐心。也许等我再老一点会迷恋上？现在有时候会读一些科普读物。

羊城晚报：您说创作是“被文字带向陌生远方”，这种力量会支撑您一直写下去吗？

周晓枫：我一直记着一句话：慎终如始。对写作的这份热爱没有被磨损，反而沉淀成了日常的需要。有人担心AI会不会威胁写作，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新问题。从我写作第一天起，就有很多人比我写得好、写得快、功成名就。我一直在暴露自己的短板——速度迟缓，想象力匮乏。现在只是在这个赛道里，除了前辈、天才、先锋者之外，又多了一个AI。除了致敬、借鉴、欣赏和学习，也有写作的享乐在。

不能因为另一个人在专业领域多么出色，他就变成了你的替代品；问题不在于它的功能有多强大，而在于你自己的愿望有多真挚、多强烈。哪怕明天就是世界末日，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写作，而且我正在做着，无比热爱、无比敬畏。我觉得写作来自内部的困境远大于外部——我想拓展自己，想蹦起来，可那个天花板我够不着。那我先练习自己的弹跳力，再说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