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99读书人的“西葡拉美幻想文学经典”丛书之后，姊妹系列“西葡拉美现实文学经典”也在今年正式推出。与主打幻想、梳理魔幻源流的“幻想丛书”不同，“现实丛书”顾名思义，把目光投向了同等重要的文学流派，让文学和生活、文学和世界更紧密地结合，在另一种审美之镜里反观自照，探寻“真”的奥秘。

丛书首批推出了两本作品，西班牙作家皮奥·巴罗哈的《知善恶树》与墨西哥作家马里亚诺·阿苏埃拉的《在底层的人们》。其中，《知善恶树》的作者皮奥·巴罗哈是西班牙文学的里程碑级作家之一，不仅在文学上成就很高，他的思想也影响深远，甚至鲁迅都曾盛赞“巴罗哈是具有哲人风格的最为独创的小说家”（见《鲁迅译文集》）。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的译后记，且看译者邹萍老师用自身的经历与扎实的学识为大家娓娓道来这部小说的背景和故事。

《知善恶树》译后记

能有幸成为《知善恶树》的译者是偶然，但似乎也有着某种命运的必然。一是大学时代我读过的第一本西语原文小说就是这本，当时教授西班牙文学的外教将他整日捧在手里的小说——《知善恶树》——作为课程论文留给了我们。至于我是如何糊弄出一篇作业的，我已经全然不记得了，但是“皮奥·巴罗哈”这个名字已经悄然埋人心底。二是多年后在萨拉曼卡大学开始博士阶段的研究，我的导师阿森西翁·里瓦斯·埃尔南德斯（Ascensión Rivas Hernández）教授不仅是《巴罗哈的叙事技巧》（Pío Baroja: Aspectos de la técnica narrativa，1999）一书的作者，更在2017年受邀执笔“巴罗哈与我”系列的第三卷《巴罗哈笔下的女性》（Las mujeres barojianas），她是巴罗哈艺术造诣的坚定捍卫者；此外，还要特别感谢99读书人的编辑周展老师。正是他对西语文学的专业洞见与独到眼光，促成了这部作品的译介，我方能在二十多年后与《知善恶树》重逢，完成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只有一个巴罗哈

皮奥·巴罗哈是西班牙“98年一代”作家中非常独特的一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小说在内容上没有复杂的情节，在形式上更未见精妙的设计，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甚至在今天的读者中仍享有经久不衰的热度。以《知善恶树》为例，自1911年出版至今仍在不断再版。在西班牙当代作家爱德华多·门多萨（Eduardo Mendoza）看来，“简单”（llaneza）是巴罗哈最大的特点：“情节简单到无需分析，写作方式更是毫无技巧……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恰是其卓绝之处”。二是他本人的性格，尤其是晚年时期，与他的文字之间呈现出极大的反差。1946年，当时不过20岁的胡安·贝内特（Juan Benet）慕名拜访，恰好偶遇一位记者采访已经74岁的皮奥·巴罗哈。贝内特在之后的回忆录里记录下了当时的一幕：这位老者非但没有按照常理回答记者的一连串问题，反而用连篇抱怨淹没了来访者：“堂皮奥抱怨自己年事已高，对万事都提不起兴趣，抱怨煤价飞涨，抱怨严寒难耐，抱怨失眠的折磨，抱怨街上的一切令他意冷心灰，抱怨垂暮之年仍要笔耕不辍方能勉强糊口的艰辛人生……”联想到他自然简洁、个性鲜明、富含哲思的作品，眼前这位木讷孤僻、衰朽不堪、满腹牢骚的老人的确让贝内特颇感震撼。因而，倘若要尝试走近和理解这个看似充满矛盾的巴罗哈，必得循着时光的藤蔓，重返他所生活的那个不同寻常的时代。

皮奥·巴罗哈于1872年12月28日出生于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是家中的第三个男孩，妹妹卡门比巴罗哈小11岁。巴罗哈的父亲塞拉芬·巴罗哈（Serafín Baroja，1840—1912）曾于马德里学习采矿工程，兴趣爱好十分广泛。除了年轻时写过小说，诗歌和短篇故事的创作从未中断。据皮奥·巴罗哈在自传中回忆，他与父亲的感情并不很深，然而，在《孤独的时光》（Las horas solitarias）中，他提到：“如果不是曾经看到父亲如何创作文章和诗句，我应该不会产生想要写作的想法。”在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一家人由于父亲工作地点的变动而经常搬家。先是从圣塞巴斯蒂安搬到潘普洛纳，接着又搬到马德里。据他本人所述，频繁的移居、转学，令他见识到各种奇闻轶事和形形色色的众生相；在回顾自己的学生时代时，巴罗哈常常自嘲：“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学习，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有效地阅读。当时有两种学习方式，一种是为了考试拿高分，另一种是为了获得精神食粮，而我一种都没能掌握。”

同样是在马德里，皮奥·巴罗哈需要为自己即将开始的大学学习选定一个专业，这再次成为难题：“我的确有些好奇心；但是，清晰而坚定的志向——一个也没有。”在这样的迷惘中，他选择了医学专业，但这很快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抉择。仅普通病理学（Patología General）这门课程他就连续两次不及格。11年，随着父亲堂塞拉芬前往瓦伦西亚的矿业公司任职，皮奥也转学至瓦伦西亚大学，并最终在这里毕业。定居瓦伦西亚期间，长兄达里奥·巴罗哈（Darío Baroja）感染肺结核，尽管皮奥对其悉心照料，最终仍不幸去世。达里奥的死使原本就有些内向和执拗的皮奥的性格变得更加悲观。之后他重返马德里，完成了博士学业，其博士毕业论文的标题为《病痛的心理物理学研究》（El dolor: Estudio psicofisico）。尽管如此，毕业后的从业经历也并不愉快，最终皮奥·巴罗哈的医生生涯只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草草收场。之后，他决定前往马德里，帮助哥哥里卡尔多（Ricardo）经营一家面包店。

18年，先是母亲和妹妹卡门，之后是父亲堂塞拉芬相继来到马德里，一家人再次团聚。此刻的西班牙正在经历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危机，面包店的生意也每况愈下。19年，皮奥·巴罗哈首次踏足巴黎，随后几年里他又多次造访。诚然他也曾游历不少欧洲的其他城市，但终其一生，巴黎始终是他心之所向。1900年，巴罗哈出版了自己的首部文集《晦暗的生活》（Vidas sombrias），以及第一部小说《艾斯戈里之家》（La casa de Aizgorri），也是“故乡巴斯克”（Tierra vasca）三部曲的第一部。值得一提的是，巴罗哈非常喜欢“三部曲”式的创作，除了刚刚提到的“故乡巴斯克”系列，还有“奇幻生活”（La vida fantástica），“种族”（La raza），“城市”（Las cuidades），“黑暗雨林”（La selva oscura），“失落的青春”（La juventud perdida）等系列，《知善恶树》就是“种族”系列中的第三部。除了小说，他还为报纸撰写评论，创作戏剧剧本等，晚年更是撰写了多本回忆录。在勤奋和多产方面，皮奥·巴罗与佩雷斯·加尔多斯（Pérez Galdós）可谓不相上下。

西班牙内战期间以及之后，皮奥·巴罗哈一直是阵营双方争夺的对象。在这场拉锯战中，或许是出于无意识，抑或是凭借着某种自卫的本能，巴罗哈始终表达着矛盾和混乱的思想。他既是无主义者又是秩序的维护者，既具备人文关怀又持有某种种族偏见，既崇尚自由又固执偏激。而且这些对立的特质并非先后出现而是同时并存，由此引发的争议至今未消。1936年内战爆发，他曾短暂法国，靠着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家报》（La Nación）撰写文章的微薄收人为生。他也曾试图美洲，但未能成功。他感到衰老，加之疾病缠身，意兴阑珊，于是在1937年返回西班牙，然而他也必须为这一决定付出昂贵的代价：他被要求公开承认自己曾言辞激烈地抨击过主义者。据说，当被问及是否愿意宣誓效忠内战后的新政权以及教传统时，他用自己独有的狡黠和骄傲回答道“按照惯例来”（Lo que sea de costumbre）。

胡安·贝内特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见到了巴罗哈。面对那些专程来记录他的衰老的猎奇者，巴罗哈以那种对万事漠不关心却又来者不拒的姿态聆听着。当敌对的两个阵营都试图将其纳入各自的计划时，他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装糊涂，对各方的观点均点头称是，偶尔开口也不过是为了避开那些可能暗藏的伤害与危险。他那部冗长混乱的自传便诞生于这一时期。书中依旧展现了那个好辩善斗的巴罗哈，他肆无忌惮地挥舞着犀利的论据，痛斥那些自己虚构的宿敌。但所有的观点都巧妙避开了可能引火烧身的精确立场，那些华丽的论证如同昙花一现的烟火，讨论的尽是些无人关心的陈年旧事。正是这样的模棱两可、自相矛盾，使得关于巴罗哈的争论在其去世后数十年仍在持续发酵。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巴罗哈完全陷入了精神恍惚的状态。他的身体极度虚弱，但真正令他饱受折磨的是那些挥之不去的噩梦和毫无缘由的恐惧。为此，家人不得不准备两张床供他在夜里惊醒后轮换——通过更换床位摆脱噩梦的纠缠。有时，他会因梦见自己赶不上圣卡洛斯医学院的考试而惊醒；还有些时候，他会突然起身试图逃离卧室。某次仓皇“逃亡”中，他不慎摔倒导致股骨骨折。手术后数月间，老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1956年10月30日，皮奥·巴罗哈与世长辞。

生命之树与知善恶树

1911年出版的《知善恶树》被学界公认为皮奥·巴罗哈的代表作。作家本人也表示这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完满的一部，正如他在《回忆录》（Memorias）中指出的，“那时的我正处于创作的巅峰时期”。的确，这部《知善恶树》宛如一面棱镜，几乎折射出巴罗哈世界的全部光华：简单的情节、精练的语言、充满哲思的对话、那些如浮世绘般自然流转的人物群像……一切都显得浑然天成，不事雕琢。此外，这也是一部带有显著自传色彩的作品。小说主人德烈斯·乌尔塔多如同年轻时的巴罗哈，是马德里的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小说开头对医学院的描写，对阿拉希尔、蒙塔纳尔等人物的刻画，因肺结核而意外去世的兄弟，以及第五部分的乡村从医经历等，都可与作者的真实生平以及多年后在回忆录中的描述相互对照。

小说共有七个部分，每个部分由数个长短不一的章节构成，各章节拥有相对的主题，因而小说结构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松散的。作为一部作品，其整体性和内在的统一性通过主人德烈斯的见闻、经历和个人成长构成：从他进人医学院学习，到短暂移居瓦伦西亚、再到阿尔科莱亚·德坎波镇担任乡村医生，最后返回马德里，整部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忠实描绘出19世纪末的西班牙社会的全景图——秩序全无的大学课堂、没落的资产阶级贵族、冷漠自私的医生、虚伪庸俗的律师、保守落后的乡村……

对于这样的写作风格，阿森西翁认为，巴罗哈的作品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写作传统，其作品以内在的主观视角和极具个人风格的、充满象征意蕴的语言，对现实进行了再现。爱德华多·门多萨同样在《皮奥·巴罗哈的文学生涯》（Pío Baroja: Vidas Literarias）中对“巴罗哈式”的写作方式给予了肯定：“简而言之，这是一种纯粹讲述故事的叙事。这些故事在我们眼前展开，其风格是时代赋予的印记，而非服务于某种具体的文学体裁……如今，这类叙事或许显得寡淡，甚至显出稚拙之气。事件无序堆砌，人物随意进出，一切皆被提及却无一被锚定……故事的主题本身或许乏味，却会在某个瞬间迸发出转瞬即逝的耀眼光芒，令我们惊诧、倾倒、战栗。混乱中，艺术悄然显现。”

小说的标题——《知善恶树》——恰恰揭示了整部作品最为深刻的思辨命题：关于“生命之树”与“知善恶树”（或称“知识之树”）的永恒辩证。这一哲学思辨的源头，正是由康德的三大批判而开启的近代哲学。我们知道，西方自启蒙以来，便高举“理性”的旗帜反抗教对人的精神统治，反对神学对知识的垄断，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使科学成为新的信仰，仿佛只要遵循理性，勤于观察和思考，就必然能够依靠科学推动世界无限进步。然而新兴的资本文明的现实状况，重重的社会危机和冲突，让理性转而对自身产生怀疑：我们的知识的限度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究竟应该信仰什么？这些问题是康德开启哲学思考的基本问题，而他的思想，也影响着19世纪末正在经历着一系列深刻社会变革的皮奥·巴罗哈。

显然，作家将自己的思考通过小说主人德烈斯的痛苦与矛盾，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在经历了医学院理想幻灭与幼弟路易斯猝然病逝的双重打击后，安德烈斯陷入了对存在本质的诘问。当现实的残酷一次次击碎他理想的期待，这位饱受创痛的年轻人开始执着地追寻那个曾经困扰着无数有识之士的命题——是否只要拥有理性，拥有科学和智慧，我们就能够解决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换言之，理性是否总是指引我们通往幸福？如果不是，那么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是对世间的苦难闭目塞听，愚钝地活下去？还是如他一般，在思想的荆棘中跋涉，即便每一步都沾染着痛苦的鲜血？在这一点上，安德烈斯是悲观的。他认为这是两种不可调和的生存哲学：人要么在天真无知中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要么，就带着科学的精神执着地追求真理，虽然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智慧，但却不得不承受随之而来的痛苦、怀疑和焦虑。换句话说，倘若科学的使命是戳破假象与谎言，可如果这一行为本身却要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呢？为此，安德烈斯将理性之人——崇尚知识、思想和科学的人——比作“破蛹而出的蝴蝶”：求生的本能驱使它们挣脱束缚，但这一过程却可能导致死亡。倘若理性的本质是让人保持清醒不受蒙蔽，可如果唯有某种自我欺骗才能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炽热与浪漫呢？为此，安德烈斯借用了堂吉诃德的形象——在他看来，这个“疯子”恰恰在虚幻的信仰中活出了生命的丰盈与绚烂。为了引导年轻的安德烈斯在这个问题上走出困局，叔叔伊图里奥斯提到了《圣经》中关于“生命之树”与“知善恶树”的故事。前者枝繁叶茂，食用其果实者可长生不老；后者矮小凄凉，如果食用了它的果实则会带来死亡。上帝于是警告亚当勿要触碰“知善恶树”。伊图里奥斯认为，这是上帝的一个谎言，让亚当对知识充满恐惧，从而远离科学之树，不知善恶为何。于是，知识就永远掌握在上帝手中，而人类在无知和对上帝的顺从中过着所谓的幸福生活。但伊图里奥斯同时认为安德烈斯过于悲观，在人类身上，生命与真理，意志与智慧，并不对立，而是共同作用的：“你认为理智本身是冷漠的，这一点我无法认同。我们既不是纯粹的智慧，也不是欲望的机器，我们是同时思考、劳动、充满欲望、展开执行的人……我相信某些思想就等同于生命的力量。”当然，安德烈斯是不会被轻易说服的，更不会轻易改变。孰是孰非，巴罗哈并未直接给予我们答案，他将自己藏匿于这些谈话之中，让读者自己去感知生命，辨别善恶。

总而言之，尽管篇幅不长，但想要探究“知善恶树”到底是何模样绝非易事。就像安德烈斯的自杀究竟是懦弱的逃避还是勇敢的抉择，至今仍引发无尽思索。于是，我也为自己现在交上的这份“作业”找到了合理的借口：这部小说的翻译充满挑战，恳请读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此外，翻译过程中我的学生程泽韵、姜如希和王高升给了我许多建议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邹萍

2025年6月 于复旦大学外文楼

《知善恶树》

〔西〕皮奥·巴罗哈 著

邹萍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

稿件初审：骆玉龙

稿件复审：董彦乐

稿件终审：刘 燏